“可李主任所有文件标题都这样。检察官没时间细看才委托调查官，这种标题毫无意义。
“抱歉。”
“……是。”
“第二处：本案适用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》而非《刑法》。适用特刑法能让加害者多判至少一年。”
朱检察官套上蓝色笔套，漫不经心补充：“李主任终究会站在加害者那边。理解。”
虽一时气结，但这类话听得够多，早过了对上司流露情绪的幼稚阶段。若以杀人犯之子身份生活也算资历，我已有十五年经验。
“难免怀疑。毕竟知道李主任的出身。”
“去年就有检察官本应适用《性暴力处罚特例法》定罪的案子，误用《刑法》条款起诉导致败诉。嫌疑人当庭释放。我虽会严格把关，但若当时调查官尽责，根本不会发生这种错误。”
“先把标题改了吧。”
真难啊。
即使宋组长他们回来后，我仍在朱检察官身旁坐了许久，逐份修改文件标题。”嫌疑人盗窃当日通话记录“、“嫌疑人赃物获取后金融交易明细“……所有标题都改得具体明确，还用荧光笔划出重点。只为让检察官工作更轻松。
“都改好了。”
有他人在场时，他又恢复规整的敬语。朱检察官推来厚厚案卷。
这是我调任后接触的首起杀人案。几周来，作为李吉永之子，本以为与重大案件无缘，所有暴力案件都由朱检察官和宋组长经手。挨完训竟分到要案，心情稍霁。
正要抱起案卷起身，朱检察官突然抓住我的手。触碰到的体温如正午阳光般灼热。
“杀人案讯问我们一起做。两小时后开始，期间通读案卷准备提问。”
粗粝手指报复般加重力道才松开。被放开的手指隐隐发麻。那握力强得几乎能捏碎指骨。
对面伸懒腰的宋组长插话：“检察官，两小时是否太仓促？”
这位让我一周啃完十本案卷的始作俑者竟像在夸我。
“谢谢。”
尽管尽力绷着脸，朱检察官却莫名直盯着我。或许嘴角泄露了笑意？我佯装不觉地低头。
因需录像陈述，两小时后我们先行前往七楼。调试录像设备时我问：“嫌疑人羁押日期是昨天而非今天……检察官提前阅卷后才交给我的？”
果然又切换成平语。上司对下属说平语甚至骂脏话本属常态，只要不辱骂便罢。唯独对我如此也算特色。
“通常羁押案件当天处理。既然压了一天，想必您已阅卷。”
“谢谢。”
我默默递过提问清单。朱检察官浏览时随口问：“同事还在排挤你？调任几周了。”
“有理由就能欺负人……看来你很习惯这种处境，连'任何理由都不能欺负人'这种基本认知都没有。”
“那跟我吃。”
“碰下手就吓成那样，该增进感情了。刚才为说话才拉手，你那反应像遭性骚扰，我很冤。男人之间握手算什么大事？”
“突然被拉住才吃惊。”
“不会犯罪。”
他引用我在天台的话，在不合时宜时揭人伤疤。某种程度上，堪称残忍。
为摆脱尴尬对话，我埋头复习案件摘要。朱检察官转着笔紧盯门口。不久狱警开门。
宽阔肩膀倾来，耳畔拂过温热吐息。心脏剧烈撞击胸腔。
“啊……是，检察官。”
“这次你主导讯问。我辅助。”
大脑飞速运转。既然都阅过卷，朱检察官所谓“辅助“，意味着审讯室里被审视的将不止嫌疑人，还有我。
思绪飞速转动。既然双方都已阅卷，朱检察官所谓的“辅助“意味着审讯室里接受他评判的对象变成了两人嫌疑人与我。
“坐。”
体格魁梧的加害者对朱检察官行标准九十度鞠躬礼，对我同样低头致意。
调任检察官室仅两周有余，这是第一个正确称呼我职务的人。
我刻意从轻松提问开始，同时留意朱检察官反应。
“进来前向狱警打听过。虽是初见面，礼数总要周全。”
转入正题提问。
“崔真哲，1978年8月5日生，庆尚北道面隅里人。学历初中毕业，现无业。”
“以前混组织，跟的大哥去世后散了伙。现在打算开个小店。母亲小学时离家，父亲初中时过世，有个姐姐已断联。”
“先说说你理解的事件经过。”
“检察官，调查官，首先我确实做错了。时间约是周四晚十点。在太平公园大排档喝得烂醉出来，对方也醉得不轻。擦肩时肩膀'砰'地撞上。我让他道歉，这人突然瞪眼。从对骂升级到动手时，突然看见地上有刀，脑子一热就捅了。”
整理笔录间隙，我偷瞄朱检察官转动的钢笔。他手指修长正如扣住我大腿时所感。
我继续讯问。